动物崇拜是中国古代先民常见的崇拜形式。关于中国历史上的猪图腾崇拜，徐显之在《山海经探源》一书中认为：“在《北次山经》中所述共46个山，其中有20个山的山民崇拜马，另有26个山崇拜猪。”由此可见，猪在史前先民生活中的重要地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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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一些专家的考证，古老的豕韦氏（也就是后来的满族）就是猪图腾民族，古哈尼族、傈僳族以及珞巴族都以猪为氏族图腾崇拜物。在《山海经·海内经》中记载：“流沙之东，黑水之西，有朝云之郭，同彘之国，黄帝妻嫘祖，生昌意。昌意降处若水，生韩流。韩流擢首、谨耳，人面、豕喙，鳞身、渠股、豚止，取淖子曰阿女，生帝颛顼。”从这些原型神话中，可以看到人头猪嘴的形象，在洛阳的汉墓中也发现了猪头怪人的绘画。尤其是在上古时期，猪崇拜是古代先民重要的崇拜内容。
我们知道，崇拜源于恐惧，在上古人兽杂居的自然条件下，来自动物的威胁很多，野猪以力大闻名，元著名诗人元好问的《驱猪行》道：“长牙短喙食不休，过处一抹无禾头。”这是描绘野猪糟蹋农作物的特写镜头，可见它对于农业的破坏也是相当严重的，奉猪为神物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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随着新石器时代农耕文化的兴起，原先的狩猎巫术转化为丰产巫术，其中一个主导观念就是大地母亲生养人与万物的观念。地母观念是上古人类最基本和最重要的宗教理念。在原始蒙昧而混沌的观念中，猪被奉为养育人和万物的“神圣”之物加以崇拜，尤其是在秦汉以前，猪的神圣地位尤其重要。猪肚子肥大、繁殖力强、蓄养快、肉多脂多的特点很容易与“母”丰乳肥臀、善生养的特质找到共通之处，比如希腊青铜文化的“母神”就是一头大母猪的形象。
由此可见，早期的猪崇拜其实是农业文明兴起之后，人们对丰收、多产、繁殖等渴望的一种物化体现。即使是在现在东北的满族、鄂温克族等民族中，猪的形象仍然是作为崇拜物画在其一些装饰物上。早期的猪崇拜还体现在猪龙崇拜上。在距今～年的红山文化遗址中，出土了著名的“玉猪龙”。据考古学家考证，早期龙首的形象取自猪头，后世的“龙马精神”是取代了早期的“猪龙精神”而来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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早期猪与龙的合体体现了当时人们尚猪崇猪的社会习俗，在其他相关的兽型玉器中，也可以看到吻长鼻突、双鼻孔、大头肥体等猪形特质，上古文献中也有猪与龙存在联系，如明代张英等编写的《渊鉴类函》引宋代《东坡志林》提到“猪龙”二字，将猪与龙并提。汉族民间传说“猪婆龙”也是把猪与龙同女性神灵及水的母题联系进来。至于猪纹钵、玉猪等猪器物，在上古时期的考古中也有大量的发现。
祭祀的工具“猪在我国大部分地区和民族的祭祀中使用广泛，猪与牛羊合称‘三牲’，一说‘三牲’齐备，谓之‘太牢’，又称‘大牢’，然而就考古发掘、文献记载和民俗风情来看，以猪祭祀最为普遍”。猪骨化石比较普遍的见于新石器时代的墓葬之中，可见猪是供奉神灵的最好祭品。《礼记·礼器》：“晏平仲祭其先人豚肩不掩豆。”《礼记·杂记下》：“凡宗庙之器，其名者，成则衅之以狠豚。”《左传》：“郑伯使卒出狼，行出犬、鸡，诅射颍考叔者。”《八旗通志》：“春秋立杆祭神后，祭马神二日，各用猪二；王公祭马神一日，用猪一。”祭社稷、祭祖先、祭马神、祭神诅人、祭神器，都要用猪，猪在作祭品时还有特殊的名称，“凡祭、豕日刚鬣，豚曰月昏肥”，这些都说明猪在中国古代是重要的祭祀物品。从考古发掘来看，在商代占卜用的兽骨中，除了牛骨之外，还发现了猪骨、羊骨和鹿骨。
《墨子·迎敌祠》记载了上古一种祭祀方法，以鸡、犬、羊、猪对应东南西北四个方位：“敌以北方来，迎之北坛。坛高六尺，堂密六。年六十者六人主祭。黑旗黑神，长六尺者六。弩六，六发而止。将服必黑，其牲以彘。”这里，猪在祭祀中代表的方位是北方，代表的颜色是黑色，是重要的祭祀牲畜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汉代握玉猪的丧葬习俗，汉代重视厚葬，现在出土的汉代墓葬中，比如著名的中山靖王刘胜的墓中就有玉猪。由于玉猪价格昂贵，东汉以后出现了石猪、陶猪等随葬猪品。“握”是不希望死者空手而去，而“猪”是财富和富贵的象征，因此“握猪”就是在死后也要带走“财富”。
考察汉族和其他的少数民族，直至现在，很多传统民俗尽管退去了猪神圣的外衣，但是仍然保留了跟猪有关的内容，如汉族过年仍然要“杀年猪”，广东潮阳迎亲的花轿前要悬挂一块肥猪肉，摩梭人用鲜红的猪血染红树枝表示祖先灵魂回来的路，山东沿海的渔民杀猪祭海，希望能给自己带来财运，他们称“杀发财猪”，四川凉山州彝族逢年过节流行送猪头，畲族还有抢猪节，张家界土族祭祀祖先还要吃一种“猪血饭”。
在中国一些民族的大小祭祀事件中，猪几乎都扮演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，无论是神坛上猪的高高在上，还是民间有趣的猪文化习俗，都反映了早期社会，猪尤其是野猪作为崇拜物的地位和拥有猪肉是财富象征的文化现象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