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庆同，年生，浙江嵊县人。宁夏大学退休教授。作品发表于《人民日报·大地》《瞭望》《杂文界》《中国报刊月报》《宁夏日报》《朔方》等。出版《岁月风雨》《边外九年》《话一段》《毕竟东流去》《好了集》等。
油坊梁纪事
我曾经在盐池县的荒村油坊梁劳动几年。此村处古长城以北塞外区域，属荒漠半荒漠地带，自然环境恶劣，但村民善待“侉子”——当地人戏称我这个南方人为“侉子”，无恶意。如今半个世纪过去，时代奋进日新，然当年劳动、生活的情景刻骨铭心，终难忘记。耄耋之年简略追记，聊作纪念。
一
20世纪60年代中期，银川各单位的一百来号人，被几辆卡车运到盐池县高沙窝公社，集中在公社礼堂，打地铺睡了一夜。第二天，我作为另干户（单身一人）被一个生产队接人的社员看上，随他步行五十多里荒无人烟的沙路，穿过两道废弃的土长城，于日落时分看到地平线上冒出树梢，再往前走是一个四面环沙、约有二十来户人家的小村庄——油坊梁。我在这里一待就是九年。
到生产队的当天晚上，睡生产队*治队长荀智家的伙房地上。第三天，按他的安排，由社员郭登明带我到一个大沙坝下面一间独立破烂的土房子。这房子对扇门，门板经风吹雨淋翘了起来，就是把门关上，门板和门框之间也可以放进一个拳头。土墙泛黑色，用手指一碰就掉渣。墙根鼠踪遍布，外面刮大风房皮沙土就往下掉。有个朝南的窗子，一块炕面那么大。房里有土炕，炕头有锅灶，炕和灶还有点湿，是新打的。郭登明说，这就是你的家。从我家翻过一个沙坝就是郭登明家，我从他家借来一小袋*米，他从自家的柴垛抱来沙蒿柴，教我点炕焖饭。他让我每天去他家提一桶水，他家的水是用毛驴从远处驮来的，很金贵，分我一“桶”，此情难忘。
在这间破烂的土房里，我很快得到一批无私援助。
其一是郭登明老妈教我使碾推磨。村里不通电，我在这位老人的帮助下，用驴拉石碾把生产队借给我的糜子碾成*米，用驴拉石磨把荞麦磨成荞麦面，才有做饭的基本食材。
其二是生产队一位大婶送我吃的东西。那是我到生产队不久，记得是中秋节，天刚黑她突然来访，挎一个篮子，上面盖一块花布，揭去花布，下面是几个油饼、一小瓶油炸辣子，还有几个新鲜“酸圆”（山芋）。她对我说，出门人“汪晾”（很可怜的意思），你就“罢”（别）想家了。原来互不认识，我千恩万谢。她放下东西匆匆离去。后来，我知道这位老人是村南头王家大婶。她到离开这个世界都没有对人说起这件事，而我只是在三十年后发表在《银川晚报》的文章里提到有人给我送吃的，又过六年在公开出版的《边外九年》一书里明确谈到王家大婶当年给我送油饼、油炸辣子、山芋的事。又过较长时间才打听到她叫乔生桂，搬迁到灵武县狼皮梁吊庄，人已不在，活到九十多岁。后来，我得到两张乔生桂生前的照片，珍藏在我的U盘里。
其三是小李子送来稻米。他是我原工作单位机关农场的农工，曾经借了我几十块钱，没有机会还我，心里不安。他带着二十多斤稻米，骑车一天半，摸到油坊梁。我不知道怎样才能表达感激之情，要留他吃饭。他说，把东西送到了比什么都强，你慢慢用这点稻米。他坚持立即离开。说实话，当年借了我钱的不是小李子一个人，但只有庄户人小李子没有忘记。我恢复工作后曾联系到他，在一起吃过一次饭。再后来听说他回了农村老家，命途多舛，也是命苦。
其四是杨家姑娘送我羊油坨。当年秋收结束后，生产队组织劳力去内蒙古拔苦豆子。往回走的时候，我落在最后。路过本生产队最北头一户姓杨人家的院子边上，被这家一位小姑娘叫进家里，她利索地从伙房端出一碗面条让我吃，我三口两口扒完。临走时，她又从蹲柜拿出一块羊油坨给我。我们几乎没有说什么，我拿了羊油坨就走。这块羊油坨解决了最初时日的吃油问题。她后来嫁到川区，详情不知。
我那年平三十，大学毕业到宁夏八年，还是单身，在宁夏没有亲戚。迁赶到油坊梁不久得到这些援助，增强了我要把日子过起来的信心和决心。人在艰苦环境中活下去要靠精神。
二
漫山遍野的“呱呱鸡”一叫开，春来了，地化了，该我揭地（耕地）了。我和队上的几个小伙子，提上一副几十斤重的活头三角犁，套上一对牛，把沙坝间的平地和山峁坡地“翻”了个底朝天。按生产队的要求，揭地要走熟墒（已揭过的地），在熟墒上踏出一个个脚印，以利保墒。多数时候大家偷懒，不走熟墒走生墒（没揭过的地）。只有队长来了，且有人发出预警，喊一声“瞎子来啦！”（队长一直眯着眼），大家才跳到熟墒踏脚印。队长一走，照走生墒。我不敢欺骗队长，经常走熟墒。所以，一架地（一个揭地工作日）“揭”下来，我更累。
从生产队揭完地种完粮油作物到锄地，有二十来天的空隙，队上组织劳力到甘草秧子较厚的“外首”挖甘草，卖给供销社，增加集体收入。我们来到几个前不着店后不着村的房“壳廊”跟前，七八个女社员挤在一个大一些的房“壳廊”里，十几个男社员挤在两个小一些的房“壳廊”里。拔些枯沙蒿垫在地上，男女都睡地铺。天一亮起“床”，大伙到周围看地貎，侦察今天该朝哪个方向走。我不敢一个人“放单飞”，怕迷路回不来，经常跟在别人后面吃点“剩饭”（挖别人挖剩下的甘草秧子）。我有时还和他们开玩笑说“跟个好*，喝碗凉水”，在干旱地带，凉水是好东西啊。此活村民叫“与土块绊跤”，累人。但没有人当“逃兵”，都坚持到底，主要还是看重生产队给的每天两角钱的现金补助（另记工分）。须知那时社员手头难有现金，为节省一根火焌子（火柴），有的人家用干芨芨从油灯取火点炕点灶，他们一天只用一根火焌子。我挖累了四脚八叉躺在地上歇缓，阴天就顺手撅个沙吊吊当零食，有时还摘个蒿瓜子嚼嚼。挖甘草十一、二天以后，各人带的菜罐子都空了。有人从衣兜里搜出一瓣蒜，有人弄点盐，都算是“好菜”。到最后什么“菜”都没有了，就到沙滩里撅把沙葱，用手捋一捋，一嘴生沙葱，一嘴浑水焖的*米饭，也吃得挺香。我没有菜罐子，沙葱没少吃。那时是无奈，现在吃沙葱要掏“凉菜”钱了。
早耧的糜子破土出苗，到农历六月，长到有两个“耳朵”时队上开始锄地。“谷锄九，饿死狗”，庄稼多锄几遍，出米率高，糠少，狗没得吃的了。农牧民明白这个道理，锄地出工人多。社员边锄边侃，有的婆姨还边锄边唱山歌。我也常被问到“你爹为什么不来看你？”“你为什么不跑？”“年岁大了，为什么没婆姨？”“你不想婆姨？”等问题。我以模糊语言搪塞，不叫大伙扫兴，等于什么都没说。锄地也有躲尖溜滑的，如左手把锄头撂出老远，右手往回浮在地皮上拉，光图速度不出力，保墒效果不好。生产队长看见就骂：“光跑趟子，回你们家炕上跑去！”如果老天一直不下雨，锄地的力度加大，每天定出进度，锄不完不收工。地里再无调侃之声、说笑之音，只听得锄头板子碰土块的当当声，脚步往前撵的沙沙声。“锄头底下三分水，锄过三遍顶下雨”，孤立无援的山民同旱魔斗的唯一办法就是顶着烈日，挥汗锄地，绝不停步，那阵势不无悲壮。那些日子，我咬牙跟上大伙的锄地速度，用现在的话说是“够拼的了”。
“秋分糜子寒露谷，霜降麻子没生熟”，节气到了，就得收割，庄稼不可能再成熟变饱，拖下去只能遭损失。油坊梁地不少，但都是广种薄收、靠天吃饭，“种一耧斗收两耧斗”是有点夸张，但种一耧斗只收几十斤是实情。尽管收不了多少，却一定要收回来，就靠收这点糜子、谷子、荞麦过光阴呢。秋收干活不用催，能下炕的都出工。四十来岁的小脚婆姨、刚进门的新媳妇都掂着镰刀下地。整个小庄子保持着龙口夺食的一致和紧张。秋收劳动强度大，一人两沟，“狗撵狼”，一个撵一个揽上去，没有让人歇口气的空间。我的情况常常是，前边的“狼”上去了，后边的“狗”也上去了，只剩我这个非“狼“非“狗”者在地里一个来回一个来回撵。我腰痛得身子缩成团，出手越来越慢，恨不得爬上去。这个时候，男社员张玉清、孙立义、郭登明等，个别丫头如张木匠的女儿张凤秀，就会过来为我接趟，无异解救我于倒悬。
忙完秋收，再过些日子，地冻了，我和没成家的“半搭”小伙子，如张学义、乔贵银、福成等，还有十六七岁的小姑娘就开始送粪。那地方冬天特冷，“三九三，冻得野狐子没处钻”。送粪要起五更，出门时我穿棉衣、棉裤、棉猴，戴棉帽，还冻得鼻涕跟水一样淌下来，**的，没法吸住。就这样，张学义、乔贵银等还边赶车边唱打宁夏调《寡女断根》，听得多了我也哼几句，缓解单调劳动的寂寞和无聊。送粪也可以偷工，如把一车粪多倒几堆，多铲些浮土盖上，看起来粪堆多粪堆也大，实际送到地里的粪并不多。生产队长（先郭尚科，后俞秉金）除了骂一骂也没有治这种病的好办法。
生产队有个菜园子。离小庄子八九里的地方，两个塬中间沟里有渗出的一点地表水，队上派人打小坝把水蓄起来，辟出一些小畦，用小坝的水种蔬菜、瓜果。俞汉、张普两位老汉是种菜的行家，加上另干劳力的我，三个人种着园子的几亩地（中间有一年是俞汉、王培元加我三个人种园子）。我们种蒜、水萝卜、葫芦、胡萝卜、豆角、茄子、*瓜、西红柿、西瓜等。入伏以后，水萝卜拔了卖了，又加班加点在水萝卜地里种白菜、蔓菁。当地农谚“头伏荞麦二伏菜，三伏蔓菁长得怪”，“二伏菜”、“三伏蔓菁”就是这个时候种的。感谢俞汉、张普、王培元教给我全套的种菜技术，我在队上九年，有四年春夏秋三季在园子度过。
三
那是到生产队后的第三年夏天，队长的老爹要把他家一头已不下崽的母猪送我。我就问好友孙立义能不能吃母猪肉。他说地上跑的都能吃，你“克”赶来（克，去的意思）。我一听有了精神，在我住房旁边一个废弃房“壳廊”上扒开一个口子，把那头又瘦又老、走路哼哼唤唤的母猪赶了进去，把口子砌死。过了几天，我请人把母猪劁了，唯一一次参与劁母猪的全过程。我每天散工路上拔些灰条，用泔水拌点糠，干起喂猪的行当。那母猪见着灰条，摇头摆脑，用脚踏着灰条的茎，把灰条的叶子嚼光。孙立义、郭登明等人都帮我拔过灰条。有的娃娃路过我的猪圈，也顺手把本来带回家的猪草撂进我的猪圈。这畜生的皮毛竟一天天有了光泽。勉强支撑到冬天，请孙立义弟兄等人帮我宰猪。我怕母猪内脏有*，不敢吃，扔了。又把不多的猪肉剔骨去皮，用塑料雨衣包起来，放在房顶上。那个“大冰箱”很快把猪肉冻得硬邦邦，我过些日子敲一块下来化了煮着吃。母猪肉吃起来咯噌咯噌的，心里翻潮，但是，不吃，吃什么呢？它可以填充肚子，让我见一点荤腥。我一直把它吃到来年开春。
年是最难过的一年。这年天不下雨，旱过农历六月，糜、谷、荞麦几乎绝收。秋后，我按一些老年人的指点，打草籽备荒。每天天麻麻亮，趁着地里露水未干，扛上锄头到沙滩钩灯索。这是一种带刺的不知学名的植物，刺里有草籽，可以吃。每天钩一堆，踏瓷，使双肩背回来，堆在一个废弃的房“壳廊”。灯索的刺很厉害，好像有一种刺粉儿，会飞起来，弄得你脚背、小腿、头脸很难受，身子没有一天不痒的。为了备荒，我硬是挺了过来。那年，油坊梁周边草籽飘红，不少人家打草籽，我躬逢其盛。庄户人度年馑，没有别的办法啊！到了冬天，我把灯索一点一点铺在门口的地上，用连枷捶打。灯索的籽儿被打得乱蹦乱跳，眼睛都睁不开。我强忍着做完打、簸、淘、晒等工序，获得几十斤灯索草籽。刚开始，做灯索草籽饭。因为难以下咽，改为和*米掺在一起，做成赭掺*的“二米饭”。后来，又把灯索草籽和正常年份用来喂牲口的胡坨掺在一起，磨成炒面，作为到远处干活带的干粮。吃了这些东西肚子是饱了，力气却不知道跑到什么地方去了。我时常没有精神，容易困乏，但总算平安度过年馑。
队上的羊只熬过冬天，在草原青*不接之时，总有一些过不了春乏关，倒地死去。有一年，我到滩里把一只队上不要的快死的乏羊架在脖子上背回来，自个儿宰杀、剥皮、破肚、扒掉脏腑，弄了二三斤干肉。乏死的羊，胴体跟纸差不多，对着大阳瞧，光线都能透过来，那肉怎么煮都煮不烂，我硬是啃着把这点肉吃了。
一年冬天，纷纷扬扬的大雪一连下了几天，一种比麻雀大一些、当地叫沙鸡的飞禽，冻得没处藏身，没处觅食，接二连三冻死在雪地。好友张玉清告诉我，赶快到地里拾沙鸡，那是肉呢，过去也有过这种天气，成麻袋拾。我随即换上大头皮鞋，戴上棉手套，背上干粮，拿了个帱子，到茫茫雪地转去了。从平地到沙坝、山沟，满滩跑。只要发现远处有个小黑点，跑过去准有冻死的沙鸡。一天下来，大头皮鞋湿透，收获了二十几只死沙鸡。第二天，烧了一锅开水，褪毛、剖腹、去肠肚，吃了两顿。因为是冻死的东西，只是胸脯处有蚕豆大的一点肉，实在也改不了什么“犒”。小庄子上的年轻人跟我开玩笑：“虱子也是一嘴肉，强比没有。”
秋后吃*鼠能润肠子。*鼠不是城里人见的黑老鼠，而是一种吃地里粮食的鼠类，浑身棕*色，肥肥胖胖。逮它不容易，要挖很深的洞，我的技术和体力都不行，挖洞的速度没有它逃的速度快，逮不着，别人挖了让我吃一点。刚开始吃一点想吐；吃过几嘴，没有想吐的感觉了。再吃，觉得那是天鹅肉。那东西真是老天赏给长年缺油水庄户人的一嘴好肉。
我在油坊梁九年，八年遇年馑，要吃回销粮（一个月十几斤玉米或红薯干，外加三五斤麦子）。肚子空，油水少，上面这些东西补充了回销粮的不足。
四
一个夏天的中午，我突然心血来潮，用软*米面蒸粳糕吃，蒸屉是我自己用沙柳编的，还没有完全蒸熟，出工时间一到，就吃了不太熟的粳糕。下午是锄地，要走很远的路。锄了一会儿，肚子疼起来。当地土话说“头疼*捏的，肚子疼屎憋的”，我找个没人处方便。当时好一些，没一会儿又疼起来，而且一阵比一阵绞疼。强忍到收工，我走不回居民点了。正在千难万难之际，好友孙立义骑驴来接，我才回到家。郎中老田刚好回到生产队，他那双大手用力猛捏我小腿肚的一个穴位，我大叫一声，肠子咕噜一下好像拉直了，不怎么疼了。我在热炕上睡了一宿，第二天就好。还有一次，我感冒在家，没有出工。老田路过我房门口，进来看看。他眯着眼睛说，娃娃，我教你一个土方子，麻*石膏汤，咱们滩里的麻*，你去砍些来，再把那个岩碎石（当地一种含石膏成分的石头）敲一块回来，放在小火上熬，“帮架了”（差不多）了，把汤喝下去，出点汗，包你一身轻。我照他说的做了，喝了麻*石膏汤，在热炕上焐了一宿，第二天真的一身轻。后来老田病亡在队上，我报名参加抬棺，抬到“山台”一个阳坡挖坑埋葬。后来我还一个人拿锹去看过，给坟添了几锹土。
还有一次，是我到生产队不久得了感冒，郭登明让我到他家热炕上睡。我睡了一会儿，颠着小脚的郭登明老妈过来说：我给你送一送。我说，行。她到伙房舀了一碗*米，用头巾包好，一只手拿着它在我头上绕过来绕过去，口里念念有词，但听不懂；另一只手拿着菜刀，在炕沿上咣、咣敲两下，打开头巾一看，碗中米的某个方向有了缺口，就朝那个方向撒几粒米，边撒边念叨什么。如此反复几次，我竟有昏昏然的感觉，在热炕上睡着了。第二天我的感冒好多了。她为我“送一送”时神情专注的样子，至今浮现在脑海。她是个大善人。
大约是年前后，我的左手腕起一个小疙瘩，长到蚕豆大，手腕稍使劲就酸疼。老人叫我用艾灸、左三圈右三圈揉，都无济于事。有人对我说，公社卫生院有位外地来的大夫，姓韩，手高，人善，没架子，可以去试试。我向好友张玉清借了自行车，骑车到公社卫生院，挂了号，请人看。这个看看，那个瞅瞅，都不知道咋办好。我大着胆子说，想请韩大夫看看。有人给我指一位穿白大褂的中年人说：“那（念nē）就是。”我凑上去请他看手腕，他仔细问情况，然后说，这叫腱鞘囊肿，最好开一刀，开完就可以回去。我身上只有几块钱，问他够不够，他问我是干什么的，我实话实说。他听了以后，没说什么，叫护士准备手术。这个小疙瘩长在号脉的地方。他下刀时十分小心，全神贯注。表皮剥开后，又发现小疙瘩碎了，可能是叫我左三圈右三圈揉碎的，他又很耐心地把碎血块一点一点取出来。缝针的时候，他轻声说，有一点取不净，就可能复发。五十年过去，两三厘米长的刀口至今隐约可见，可一直没有复发。后来有人告诉我，韩大夫是天津支宁医疗队的医生，因为急症，完在高沙窝。
有一年，我晚上走路老在一个地方转，地上全是模糊不清的*光圈，怎么也走不到家。我问老年人，他们说，这是“*打墙”。问队上的赤脚医生俞秉银，他说这是夜盲症，得吃鱼肝油。我用身上仅有的一点钱，买了他药箱里不多的鱼肝油胶囊。他还告诉我，多吃羊肝能治夜盲。孙立义把他家攒下的熟羊肝给了我——从冷冻的仓房里拿出来的，上面落了灰尘。我的夜盲症不久康复。
另外，我的手变得粗糙不堪，常年裂口子，用胶布缠起来，胶布黑黑的了，也舍不得撕掉。有人戏说我是鸡“转”的，长着“鸡爪子”；有的婆姨开玩笑说，手成这样，谁跟你？没办法，我攒着钱，只好到处买胶布。恢复公职后，“鸡爪子”恢复为“人爪子”：原来那是生存环境造成的。
油坊梁九年就这点病，且都有善人妙手帮我度劫波。我的命大呢。
五
在这个小庄子我养过两只狗。一是用来防备我家的门被抬开（曾被抬开多次，丢一些什物）；二是有狗围着转，为我的生活添活力。
头一只狗叫黑子，被我抓养时刚会在热炕上爬来爬去。稍大一些，我让它睡在炕洞口附近的地上。入夏以后，成了一只大狗，让它睡在门外的柴垛里（给掏了个狗窝）。当年冬天就产崽，我赶紧送去一碗细糠米汤，它狼吞虎咽吃了进去。冬天，冰天雪地，寒风刺骨，柴垛狗窝无遮无拦，黑子用爪子、胸脯、脖子护着它的九个崽，半夜小家伙还是冻得呜呜叫。我时常半夜起来，穿上棉猴，把它们一堆一堆抱回屋，放在炕洞口的地上，黑子当然也跟进来。狗崽不再叫唤，我也睡得踏踏实实。那次我骑自行车到公社卫生院看腱鞘囊肿，黑子跟着。往回走时，我一只手做了手术，只能用另一只手推自行车慢慢走，天黑下来，黑子在前面呼呼呼领路，准确地把我带回了家。作为犒劳，我掰了半个从公社街上小饭馆买的馒头给它，它一口吞下去，差点噎住。
另一只狗浑身*，取名大*。大*比黑子晚来一年，是只公的。抓养大*，原意是加强家的守卫力量。开头，我有此想法，可是又有点顾虑，怕没有东西喂养两只狗。老人们说，狗头顶着三升糠，那是玉皇大帝看狗勤快赏给它们的。意思是，狗能到处找吃的，就像它们自己备（顶）着糠一样。还有位老人说，自古只有饿死人的，没有听说饿死狗的。我觉得老人们说得有道理，于是，家中又添一“丁”（狗），就是大*。我的那点泔水不够它们分享，大*自觉地出去“打秋风”，混饱肚子就回来一心守家。开春风和日丽的日子，揭完地抢时间洗洗衣服、被子，洗完后坐在墙根晒暖暖，双手抚摸分卧两边的一“黑”一“*”。油光光的皮毛，让我生出一丝欣慰。我甚至觉得，有黑子、大*作伴，油坊梁的日子也可以过到老呢。
有一年秋后，队上派我到四墩子打石子。临走时，我担心黑子、大*没人喂，怎么办？郭生金老妈说，放心去，一个也饿不死。我下狠心丢了它们走了。一个月后，我打石子回来，黑子、大*老远就看见，冲我狂奔而来。我发现它们瘦了一圈。我问郭生金老妈，黑子、大*是怎么过来的？她说，只要庄子上有人端出猪食盆，一叫猪它们就来，这家叼一口，头上挨一勺头，那家抢一嘴，身上挨一棒，后来大家觉得怪可怜的，也不打了，就跟我们的猪一起吃。这样我才明白，我丢下它们走了，它们却不丢下我走，而是死守家门，等我回来，相信我会回来。这就是狗啊！
后来农村的运动一个接一个，规定有问题的人家不准养狗。我只好请队上一位“半边子”（弱智）在我下地时把它们吊死。狗肉、狗皮都归他，他淌着口水高兴了一阵。从此，我干活回家再见不到活蹦乱跳、围着我转、从未欺骗我的两只狗狗，也没有人向我透露它们是怎么到天堂的——怕我伤心呢。
数十年后我写过一篇短文纪念黑子、大*，题目叫《苦命狗狗》。是的，黑子、大*，你们跟了我，是真正的苦命狗狗！
六
年5月的一天下午，我正在生产队园子干活，好像是在翻地。突然，队上一位姓俞的羊把式站在园子崖垴，喊道：“王庆同，王庆同，荀队长叫你到公社去，估摸是好事。”
荀队长是*治队长，与他有关的“好事”会是什么？我想不出来。我心想，如果是复查、平反，总得派个人来通知，不能这么随便吧。不过，我还是像怀揣兔子，心咚咚直跳。收工后，我向俞老汉告假，赶上灯时回到生产队的居民点。
我问荀队长是咋回事。他不紧不慢地说：“上次公社开会，公社那个秘书让告诉你，让你到县上去一趟。”
“到县上找谁，啥事？”
“你问那个秘书就知道，我也说不机密（说不清楚）。”
这一夜，我蒙一头雾水睡觉，猜想这几年我的不断申诉有信了？第二天一早，步行去公社，找到那个秘书，他说你到县上“克”（去），找组织部。我问啥事？他说，区上有通知，你“克”就知道，他给你说，我也不会说。
当天下午，我搭乘一辆过路的拖拉机赶到盐池县城，找到县委组织部。县委组织部领导让我看了自治区有关部门对我案子的批复处理意见，大意是：撤销帽子，恢复公职，安排工作。
这里要追叙一件事情：年的一天，下着雨，我正在家里（居民点的喂猪房）吃过午饭休息，门口突然出现原工作单位人事处熊副处长。她穿着雨衣进了屋，也没地方好坐，就站着说，你写的申诉，写到外头的申诉，我们都看了，你不要写了，耐心等待。我说，你把雨衣脱了上炕坐，我给你做饭吃。她说，马上要回到公社，明天坐班车回银川。那就是说，她从银川来回坐班车，冒雨到油坊梁就是为了对我说那几句话。我至今感念她的好意。
我从县上回到生产队，把信息如实告诉所有的人。紧着把粮食、杂物装箱装袋，把风箱、铁锅、水缸、坛子、菜刀、案板、磨石、镰刀、锄头、铁锹等分送给一些朋友。一大一小两只自留羊送给生产队。一切准备停当，开始做最后一件事：请大家喝酒、辞行。我请孙立义婆姨路凤兰给炒了几盘菜，土豆丝、莲花白、韭菜炒鸡蛋，还有大肉烩粉条，就在孙立义家的外屋，请生产队的人喝酒。那晚，差不多的中青年人都来了。没有什么缠绵悱恻的话，有的说“王庆同不用戳牛尻子了”（不用打牛屁股耕地了），有的说“不用拧棒子了”（不用自己卷旱烟），再就是一股劲儿划拳灌酒，路凤兰不时添菜。我不会喝酒，喝了几杯就请孙立义代酒、劝酒。
第二天，初夏早晨的太阳明晃晃地从园子方向升起来，村西边左三的铁匠炉传来叮叮当当的打铁声，张木匠正在库房修农具，有了拉锯的声音；村东头的油坊烟囱冒了烟，“油包子”（榨油者）王锡治正在抡大锤榨油；居民点的鸡犬之声可闻，自留羊的咩咩叫声悦耳。我生活了九年的小庄子沐浴在带着沙漠干燥气息的阳光中。二百来人的生产队，只在村头有两三棵柳树，草原植被也不如我来时那么丰厚。这些年，因为无人管生态平衡工作，放任过度放牧、无节制掏沙蒿点炕做饭，导致植被减少、草原退化，沙子已像讨债*一样逼到庄子里，有的人家房后的沙堆接近房顶，人可以顺着沙堆走上房顶晒东西啦。九年光景，淳朴的农牧民、基层干部与我“和平相处”，做样子的批判会不过两三次。我已经习惯了这个生存空间，也有点麻木了。但它终究不是我原来生活的地方，做梦都想离开。到了真正要离开的时候，对它的每一寸土地、沙漠却有难以割舍的情感。山村农牧民帮我渡难关的情谊烙印在我灵*深处，现在要和他们分手，却又留恋。
该走了。队上一辆到公社粮库打种子的驴拉车捎着我的行李，我在车子后面步行，走出村子。几位朋友送我到村头，与我告别。九年苦难，挥手自滋去；相濡以沫，永驻我心间。
渐渐后退的小庄子，落到地平线下面。随后，当年我来时最先映入眼帘的村头树梢也从视线中消失。来时一个人，走时一个人，人没变，只是痴长了几岁。
再见了，油坊梁！
乡亲们，盼你们有好日子！
(载《朔方》年第12期责任编辑火会亮）编辑｜望萱蜗牛